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人，有“单位情节”在所难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铁路为例，“单位”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依靠，是身份的认同和情感的归属，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依赖单位解决，甚至家庭矛盾、夫妻吵架也会找单位领导。
在我43年的工作经历中，大体可以分为下乡插队、铁路生活段、大专班和铁路中学四个阶段。
下乡阶段只有两年多一点时间，当时年轻，懵懵懂懂，身心均不成熟，对农村生活既无热情也无留恋，更无依赖，也没把它当“单位”，记得第一年秋后算账，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最后还要给队里交30多块钱，短短的两年多时间，留下的多是不佳的记忆。后来也曾回过两次村子，有些同学激情感叹“青春无悔”，对知青生活大加赞颂。我觉得很好笑，本来上山下乡是权宜之计，是一种无奈，整整耽误了一代人，于国于己毫无利益可言，每次提到接受“再教育”时，我都会想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最高指示，具体道理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我对农村没有“单位情节”。
回城后，我在铁路生活段干了八年，这期间调动频繁，不等培养出感情就换地方了。想了一下还是在四食堂时间最长，我记得有几位老师傅对我挺不错的，说老只是相对而言，那时候他们也不过三、四十岁，遇到事儿，他们总是站在我这一边，替我说话。1978年我参加高考，出乎意料，单生活段给我做的鉴定写的非常好，感谢当时的政工主任和书记，感谢他们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助了我一臂之力，要知道，那年月政审鉴定非常重要。
此后就是三年的大专班时期，准确说是两年半。这期间，除了上学听课，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差不多每周都会去借书，在我的记忆中，世界名著大多是这一时期看完的，尽管很多书都是囫囵吞枣，内容都记不清了，但我相信那些我看过的东西会在我脑海里沉淀。
1981年大专毕业，回到铁路，去了学校当老师。起初不愿去，领导说，学师范的，不当老师不是浪费吗？先干着，不行再说。这一先干着就干了三十年。
三十年有太多的事儿要说，篇幅有限，捡点主要的说吧。先说说联合办学的事儿。当年新乡有三个铁中，铁一中拔尖，他们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优等生，当然还有不少关系户。次一等的学生选择了铁二中，最后铁三中兜底，上不了铁一、铁二的，通通到铁三。用局长的话说，铁路掏钱办学校就是要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突然有一天，上级心血来潮要搞改革，说要解决学校布局不合理问题。要铁三中南迁，原校址办铁四小。但现实是铁三中南迁后没有生源，住在东西工房的孩子们不愿跑到南站生活区上初中，造成铁三中教学资源闲置，这就有了铁一中和铁三中联合办学的可能。说是联合办学，其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铁一中申报“示范性学校”。目的一旦达到，联合办学立马停止。至于后来的铁一中与铁二中的联合办学，更是不了了之。如果按他们的逻辑行事，教育局完全可以直接改成“教育总公司”，下边的学校改为“一分公司”“二分公司”“三分公司”……，联什么合，教育局本来就连着所有的学校。学校不是企业，按照企业的模式办学校，动不动就建一个“XX学校教育集团”，若干学校兼并成一个学校，一家独大，这绝不是正路。教育应该多样化，都办成一个模式，弊大于利。在铁一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放在铁二中可能就水土不服，反之亦然。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利益”之间也。
再说说铁路甩包袱。所谓“甩包袱”，就是将铁路办社会的部门剥离出去。说是剥离了办社会的职能，铁路就可以轻装前进，专心经营主业，就可以扭亏为盈。从我入路起，铁路就一直亏损，从没盈过利。直到最近三年终于说扭亏为盈了，2023年盈利33.04亿元，2024年盈利38.81亿元，2025年盈利43.4亿元。如果用43.4亿除以205万职工，人均利润仅仅2117元，还没有在路边摆个小摊挣得多，效益实在是不怎么样。铁路亏损由来已久，这主要是铁路运价长期受政府管制，水平偏低，无法完全覆盖成本。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承担了大量公益性运输任务，如偏远地区的客运、军事运输、救灾物资运输、客货运专列等，这部分亏损无法得到足额补偿。这些因素，让铁路无论怎么努力，包括减员增效、甩包袱，都很难做到真正的盈利。我想这几年的盈利恐怕是运价提升的结果吧。以客运基准价为例，1955年0.01755元/客公里，1995年涨到0.05861元/客公里，高铁/动车定价更高，2007年二等座基准价0.2805元/客公里，2024年6月起武广、沪杭、沪昆、杭甬等高铁票价上调约20%，最近京沪高铁宣布票价上浮20%。目前铁路负债达到6.17万亿，按2025年的盈利水平，猴年马月才能还清欠债？实在是不容乐观。所以，我觉得甩包袱对铁路的实际意义并不大，比如说学校甩出去了，如果铁路职工的孩子上不了学，局长想把校长叫过去训一通，恐怕做不到了，局长的命令一点用也没有了。“单位情节”跟铁路说“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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