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火车

扒火车，这得从文革开始那年说起。我1965年考上初中，1966年夏天就开始文革，课也不上了，整天都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就是“大串联”，坐车不要钱，食宿也免费。年龄大些、胆子大些的大中学生，全国各地到处跑。当时我们年龄小，十四、五岁，不敢出去，老老实实地待在学校里闹“革命”。到了秋天，我们学校“学农”，组织我们到乡下参加秋收劳动。

一天，老师突然通知我说，学校推选我去北京参加接见。我和几个同学就背着被子坐着火车上了北京，一列车都是学生，上午上车，一直到傍晚才到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后，被安排在先农坛接待站住下。这个接待站是在一片空地上搭建了很多席棚，一个席棚里住若干学生，睡觉就盖我们自己带的棉被，记得有一天下雨，席棚滴答滴答漏雨，弄得一夜没睡好。后来，可能是凉着了，扁导体发炎，喉咙疼。接到通知，去参加接见那天，还发烧。一大早就出发，去长安街路边排着，一直等到中午，过来十几辆敞篷汽车，一溜烟地开过去了，有人说伟人就在汽车上站着，我根本就没看清楚谁是谁，稀里糊涂接见就结束了，午饭就是早晨发给我们的饼干，嗓子疼得很，又没水，饼干根本咽不进去。这是我第一次上北京，记得是第五次接见。

后来，大串联停止了，说是天冷了，串联暂停，到第二年春暖时节再恢复。结果到了1967年的春天，也没恢复大串联，我们还想再去北京，怎么办？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决定：扒火车。

我们几个人到火车站编组场，找向北去的货车，然后爬上去，就坐在货车上。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觉得向北走，就能到北京。谁知道车到了半途要解体重编组，我们只好下来，再找往北去的车爬上去继续走，结果是第二天蒙蒙亮时到了北京的丰台。下了车，找水洗洗脸，找地方吃点饭，然后步行往市里走，遇到顺路的公交车就挤上去。那时各个接待站还没撤销，我们到市里找一个接待站用“介绍信”登记一下就住下来，在接待站借点饭票就可以在接待站的内部食堂吃饭。以接待站为据点，就可以在北京到处串了。其实我们就是瞎串，初一的文化水平，啥也不懂，除了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就是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转游，当时故宫不开放，最多就是趴在大门缝往里瞅瞅。

此后，用这种扒车的方法又去了几次北京，记不清几次了。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五一节的那一次，忘了是哪一天到的北京，也记不清住在哪个接待站，只记得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厅，里面摆了好多双层床，空荡荡的就住了我们几个同学，屋里放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记得有一天放的是舞剧《白毛女》，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电视。我们几个同学闲着没事干，会在屋里追逐打闹，从这张床上跳到那张床上，反正屋里也没其他人。

五一节那天，我们一早去了天安门广场，转过来转过去，一直磨蹭到晚上戒严，把我们圈在了广场里面。广场上的人围成了一个个圈子，他们在唱歌跳舞，我们就在外围当观众，晚八点，焰火晚会准时开始，随着一声响亮的哨音划破夜空，一束焰火拖着长长的尾巴，直冲云霄，在高空中炸开，化作无数颗耀眼的小星星，如繁花般绽放。紧接着，接踵而至的焰火，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卷。有的焰火像盛开的花朵，有的焰火如划过夜空的流星。漫天的炮皮纸屑从空中落下，纷纷扬扬，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硝烟味。

当人们沉浸在焰火的高潮中，突然有人高喊“XX来了。”广场上的人们立刻被喊声所吸引，人群像潮水一样朝着一个方向涌动，顿时一片欢呼声。我们随着人群奔跑，终于在一个角落将敞篷吉普车围住，我和同学离吉普车近在咫尺，车上的人清晰可见，这比那一次的接见强多了。四周的“万岁”声震耳欲聋，我没喊，也许是跑得气喘吁吁喊不出来吧，但事后没少给人吹牛，一吹就是几十年，现在想想都觉得可笑。当时大家都围在那里谁都不愿离开，尽管车上的人在喊“请大家让开”，但没有人理会，人们里三层外三层把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很快一队军人跑过来，两人一组开始往外拉围观的群众，最终开辟出一条通道，吉普车一溜烟地窜了。当焰火晚会结束后，广场上铺了一层炮皮纸屑，还有人们因拥挤遗落的东西，最多的就是被踩掉的鞋，天安门广场上一堆一堆的垃圾等待着清除。

到了1968年12月我们就下乡插队了。此后，我们从农村回家，有时候也会去扒火车回家，先步行一段路，走到火车站，然后混上车，当然不再是货车了，而是客车，准确的说算不上是扒车，而是“逃票”，好在路不远，几十公里，转眼就到，即使查票查到了，一耍赖就到站了，列车员拿知青也没什么好办法。到了1971年，我返城参加工作，竟然入了铁路，这跟火车绑得更紧密了，蹭火车的事儿就更多了，这是后话，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