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位情节”

“单位情节”的形成，是由历史、制度、社会与文化因素长期交织作用的结果。

我下乡插队那段事就不多说了，在乡下待的时间短，既没有依赖性，也谈不上有感情，我就从返城进入铁路工作说起吧。

在铁路生活段期间，工作调动频繁，常常是凳子还没坐热乎就换地方了，想想还是在四食堂时间长一些。去待王公寓助勤、去分局团委助勤，都是从四食堂去的，卖饭票、当会计也是在四食堂。记得有一次，感冒发高烧，是几位师傅用板车把我拉到铁路医院的。师傅们对我都挺好的，有什么事儿，师傅们总是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话。有一次，一位同事不吃肥肉，他不顾我的拒绝，硬把他碗里的肥肉片夹到我碗里，我随手把那片肥肉挑出扔在了地上。这下惹麻烦了，食堂主任上纲上线，说我这样做是浪费，而伟人说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让我在班组会上做检讨。可师傅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全不同意主任的说法，反而批驳主任的不对，无奈主任只能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还有一次，有人揭发我看《裴多菲诗选》，主任又要开会批我。其实食堂里没有几个人知道裴多菲是干什么的，甚至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似似乎乎知道1956年匈牙利事件有个裴多菲俱乐部，我们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以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裴多菲也不是好人。我在会上讲了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和革命家，读了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批判会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大专毕业，进了学校。新乡总共三所铁中，铁三、铁一、铁二我走了一遍。算了一下，还是在铁三中时间最长。在铁三中期间主要经历了两件大事，铁三中南迁、与铁一中联合办学，虽说是两件事，但两件事紧密相关。铁三中之所以南迁，教委的理由是学校布局不合理，新乡地区有两所小学，三所中学，底小头大，布局倒挂。铁三中南迁后，原校址开办了铁四小。南站生活区有铁三小和铁三中，这样就变成了四所小学、三所中学，理论上布局合理了。然而，现实是，铁三中南迁后缺少生源，教育资源严重闲置，原校址的铁四小，将铁二小的生源分走了一部分，铁二小招生减少，一些教室闲置。改革的结果是，原来的一锅饭，分成了两锅，准确说是两个半锅；端到南站生活区的那口锅却没有米下锅。改革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衍生出更多的新问题。至于铁一中与铁三中联合办学，就是为了铁一中能成功申报“局示范性学校”，给弄虚作假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两次改革，无论他们如何总结，我看到的就是一所中学被他们改没了。

我到铁一中是联合办学联过去的。起初那两年高三学生在铁三中上课，我们还忙活了一阵子。示范性学校一批下来，立马就停了。我和十几个员工轮流值班看护没有学生的校舍，后来就干脆放弃了，我就被调到铁二中去了。

2001年去的铁二中，到2011年退休，说起来有十年时间，但真正工作的时间没有十年，不记是哪一年了，实行退二线，刚开始还不好意思不去学校打卡，就没事找点事干，比如帮学校建网站了，为学校宣传做做平面设计了。有一天，我办公室里又安排进来一个人，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该走了。我把东西一收拾，钥匙一交，从此就不再去学校。2010年我就去了苏州。

自来了苏州，我就再也没去过铁二中，学校逢年过节给退休职工发东西，我都是让亲戚去领的。疫情那年，我在学校退休老师群里转了一条信息，内容是美国给中国捐献了什么东西。有一个老师突然冒出来在群里批我，上纲上线，话说得很难听。我莫名其妙，我只是转发，也没说什么。有老师私信我，劝我别生气。生什么气？一个人偶尔犯点浑拎不清是常有的事，只是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发生这种撕破脸皮的事儿实在是不应该。让人可怕的是这时的群里“静悄悄“，我有一种“万马齐喑”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后背一阵发凉，我似乎就是一个外人。我想起香港商人霍英东说的话，“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他说的那幅画就是首都国际机场大厅里的大型壁画《泼水节》，引人注目的是上面画着几位没穿衣服的裸体少女。一叶知秋，一幅画彰显了中国改开的程度。作家刘震云也曾说过一段很有寓意的话，他说：“去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文学奖给了美国的歌手鲍勃•迪伦，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大的幽默。一个鸡群的领袖，突然鸭群给了个奖，让这只鸡非常地不可理解。他就会想，鸡群怎么看我，难道我在鸡群里不专业吗？”有句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鸡说鸡语，鸭说鸭话，不在一个频道上，是非对错怎么说得清？多说没用，那就不说。

我不像有些人一提到单位就满脸的自豪，喜欢说我们单位如何如何，也许是我这个人情感淡漠，也或许是换的单位比较多的缘故，对单位的依附不深，归属感也不强。无论如何我在铁路上干了三十多年，也算是多少有点感情，到了2005年铁路把我们当包袱给甩了，就像谈恋爱，到最后人家一脚把你给踹了，满怀深情向谁诉说？“单位情节”瞬间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