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去世。我不熟悉他，只是在易中天的故事里知道有这样一位校长。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易中天以高中学历报考武汉大学研究生，1981年毕业，时任校长刘道玉为留住易中天，用在新疆招生的5个本科生名额与易中天交换，使其得以留在武汉大学任教，易中天视刘校长为恩师。
闻恩师仙逝，易中天发文悼念，其中有挽联“天若有情，佛云不可说;人其无力，子曰如之何。”我理解为：如果上天有情，佛都会说无法描述不可说。面对现实人若感到无能为力，孔子会说那又能怎么办。
我查了刘道玉的简历，在免职前的几十年里，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较顺遂的。
虽然小时候家里穷，但刘道玉学习好，老师和同学们都对他刮目相看。1947年，五年级的刘道玉拿着二哥的毕业证，以第三名的成绩提前考入襄阳二中。1950年刘道玉又用老乡帮助办的假的正规毕业证，考入襄阳高中。
1953年，刘道玉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5年，刘道玉成为武大脱产专门从事肃反的学生干部。1956年，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任班级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1958年，刘道玉毕业留校任助教。任教期间，刘道玉思想活跃，成为组织上培养的接班人对象。
1961年，刘道玉是国家向苏联派出的唯一的留学生，1962年至1963年，刘道玉在苏联科学院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并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1963年，中苏两党发生论战，刘道玉因参加论战，被苏联驱逐出境。
1963年9月至1966年4月，刘道玉任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年5月至1977年4月，历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文革中，刘道玉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提名为北京大学“文革”联络组组长，受到重用。
粉碎“四人帮”后，刘道玉被“借用”到教育部。1977年5月，刘道玉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
1979年5月，回到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81年和1983年，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把刘道玉列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候选人和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
1981年8月，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1988年2月，被免职。
以上履历还是很漂亮的，可见刘道玉一直都是得到上边青睐重用。只是他当了武汉大学校长后，做了一系列叛经离道的改革，说了别人不爱听的话，才让上边对他有了异议，才导致了后来的免职。
刘道玉任期内，在武大实行学分制，推行导师制，建立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实行插班生制、转专业制，实施教授定编制、学术假制，设立贷学金制。在我看来，这些改革举措，只是教育传统的回归和发展。过去的高校原本就是这样，国外的高校始终就是如此，只是我们建政后全面转向了苏联模式，把高校改得变了味。
有人说，刘道玉的下台是因为改革步伐太大了，导致“九斤老太们”无法容忍。我觉得未必是。据传说，刘道玉曾批评湖北省某个大人物就是大队支书的水平，还说军营里培养不出自由。刘道玉认为教育应以自由为核心，主张学校应成为思想自由、民主开放的场所。他多次强调：“我们没有一所大学校训中有‘自由’二字”，并呼吁教育体系中融入自由精神。我想这才是他遭“白眼”的根源。
还有一点最让权贵们诟病的是刘道玉敢做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比如他力排众议提携杨小凯。杨小凯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十年刑，在狱中自学成才。尽管他才华横溢，但没人敢用，刘道玉知道后，立即派人将杨小凯调入武大，并想办法为其平反，又顶住压力批准他赴美深造。杨小凯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学者。刘道玉这样做，不外乎火中取栗，是需要勇气和担当的。
易中天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
刘道玉卸任校长后，仍然关注着教育改革，他在《其命维新》中，列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十条病根：
⑴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⑵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杜绝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的权钱交易。
⑶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
⑷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独立学院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
⑸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⑹ 停止大学办分校：办分校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
⑺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科技开发园决不能多，多则必滥。
⑻ 实行教授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
⑼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让剽窃抄袭见光死。
⑽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
这显然是深思熟虑的意见，但与现行做法相悖，鹤立鸡群，刘道玉被边缘化也是必然。
我想到了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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