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关街

我是1965年小学毕业，同年考上四中，直至1968年12月下乡插队，在四中待了三年多。

四中，现在标注的地址是平原路，其实它原来的地址是北关街。我们考入四中的那年，卫河清淤刚把四中南面的水塘填满，形成一大片空地，做了学校的大操场，此后在平原路开了校门。

因为家住石榴园，我上学时习惯走北关街，从家到学校也就是500多米远，步行也就是十来分钟。每天清晨，和同学们结伴，顺着窄窄的北关街往东徐行，街道两旁的房屋建筑看上去老旧老旧的，那时年龄小，还不懂得老建筑的价值，只是觉得又破又不好看，但整条街还是烟火气挺浓的。到了学校，四中的大门也是老式的，校园北部的房屋也是老式的，老师的办公室看上去也有些年头了，有些房子是两层小楼，墙很厚，窗户不大，有点民国的风味。我们上课的教学楼在校园的南边，是比较新式的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明走廊。那年，我们那个年级招了300多个学生，分成六个班，我分在四班，在二楼。站在走廊上，操场上的景况一览无余。那时，没有塑胶跑道，球场也没硬化，当全体学生跑操时，尘土飞扬，整个操场朦朦胧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自豪，因为整个城市有我们学校这样大的操场的学校没有几家。每到课余时间，我们都会在操场上尽情地撒欢，跑步、踢球、做游戏……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在操场上漫步。

每天放学回家，我们几个同学不走北关街，而是绕远路，从南门出去，顺着平原路往西，一直走到胜利路十字口，在路边的栏杆上坐下来，一边看着路口的人来人往，一边不着边际的胡扯八扯。那时的马路上汽车很少，主要是走着的人和骑着自行车的人，偶尔会看到一辆马车从马路上走过，牲口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有时还会看到一伙人拉着的大板车，如果是重车，车夫们会喊着整齐有力的号子，车子在号子声中缓慢地向前移动。

傍晚时节的十字口，四个角的空地上会有小摊贩，他们卖一些小吃，像鸡爪、猪蹄、兔肉，也有瓜子、花生米、爆米花，记得很便宜，几角钱就能买一大堆鸡爪，几个人可以啃半天。那时还没有城管，对小摊贩管得也宽松。当我们在栏杆上坐久了，觉得无聊了，如果还不想回家，就会有人提议凑钱买小吃，如果凑的钱多，我们就会往北走一点，到环城街口的春风包子铺撮上一顿，然后作鸟兽散，各自回家。

第二天，依然是沿着北关街上学，依然是顺着平原路放学回家，对于我来说，绕平原路回家，至少要多走三里地，但大家高兴，愿意绕远路，乐此不疲。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上学时，先是一人从最西边过来，一路走一路叫同行的同学，等到了我们家叫了我出门，就集成了一小队人马，大家说说笑笑，顺着北关街一路前行。放学时，也是要呼朋唤友，凑齐了一块回家。这一走就是三年多。

我不清楚，我们这一届是不是四中的巅峰。我知道，我原来所在的小学毕业班的优秀生几乎全都报考了四中，我们班的班干部都成了四中的学生。我们四中班级50多名新同学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在小学当过班干部。当时，四中的教学质量在全市是数一数二的。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写的一手好字，可以和书法家媲美；数学老师不用借助工具就可以在黑板上画出正圆，得心应手；地理老师讲课是在黑板上一边用粉笔画地图一边讲内容，形象而生动；体育老师可以给我们做出标准的示范动作，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操场上的首倒立姿态笔直笔直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教导主任，在我们入校没多久，他就能认识我们每一个新生，老远就能叫出我们的名字。1966年文革，学校就乱了，我们就再也没有正儿八经上过课，学业全荒废了。文革后，四中就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不行了，最终成了十中的北校区。其实，十中建校于1956年，远不如四中历史悠久，在我的印象中，当年地市机关的干部子弟去十中的多，在教学质量上它比不上四中。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一点不假。北关街也是如此。因为卫河航运，北关街曾是鼎盛繁华之地，现在还存留的游家大院、卫家大院就可见一斑。到我们考上四中时，卫河上就不怎么跑船了，很快航运就停了，北关街也就萧条了。此后，平原路逐步繁荣起来。平原路原来叫民生路，始建于20世纪初，最初为土路，1951年拓宽，1955年民生路正式更名为平原路。1958年新火车站在平原路最西头建成，车站广场成了全市的交通枢纽，也带动了平原路的繁华。

一个街区的兴盛衰落有诸多原因。北关街因航运而兴也因航运而衰。平原路因火车站的兴建而日趋繁华，当然一个学校的兴衰也是有诸多原因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官”多了，而教育家少了。学校管理者常常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仕途”，而并非教学。二是教师的文凭高了，而教学的本事却不高。常常是标准答案的传声筒，教材课本的复读机。现在学校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老师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师范生，甚至不少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校友”，缺少了“杂交”的优势。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不能说，再说就超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