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查阅资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下子整出了55万的右派分子，后来陆续平反，一下子又平了54万之多，最终只有96人未平反（中央级5人，地方91人）。
结论是：反击右派进攻是必要的，但扩大化错误严重。
我不太明白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所谓平反，就是对过去的冤假错案以及不准确的认识评价做出正确的修改，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还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评价。把误判的冤案或做错的政治结论纠正过来。换言之，右派被平反就是说把他们划为右派不对，他们不是右派，而没有平反的右派只有96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右派只有96人。那么，为了区区96个右派，竟然抓了55万人来陪罪，这个“扩大化”也太大了吧。
下列是五个未平反的中央级的真右派获得右派的主要言论：
1、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5月22日，章伯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由他们讨论。”他进一步批评国务院会议形式化，认为政策制定应更广泛征求民主党派意见，而非仅让与会者“表示意见”。
2、罗隆基（1896-1965），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人。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
罗隆基在1957年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
3、彭文应（1904-1962），江西安福人。13岁时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求学期间，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毕业后，以公费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政治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政治硕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担任哥伦比亚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组织中国学生发表声明，写文章，抗议日本侵华，呼吁国人团结抗日。
彭文应在1957年的发言中提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他主张通过民主制度制止官僚主义，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4、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次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历任重庆《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力报》主笔、《中国晨报》主笔。1944年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等职。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储安平在1957年6月1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他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形成“一党天下”的局面，导致宗派主义盛行，并呼吁改变这种现状。
5、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历史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市委委员、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仁炳在1958年的发言中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他主张对历史问题（如政策失误、浪费等）进行反思和清算，并引用汉代贾谊的例子强调：“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他进一步提出：“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那为什么不好算呢？”
恕我迟钝，他们说的话有问题吗？我无法推理出他们的右派立场，逻辑学我没学好，求教于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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